“新型冠状病毒应该说是第7个，过去我们知道6个，其中包括非典，它们都是从某个哺乳动物、野生动物传来的，中间有一个宿主，然后再感染人类。”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在记者发布会上就新型冠状病毒发言到。从非典、埃博拉，再到近期的北京鼠疫、武汉病毒，“人畜共患病”正在越来越频繁的被公众所认知。野生动物的疾病为何会出现在人类社会中？这些疫情的发现和溯源又需要哪些科研和医疗工作者的合作？我们有幸邀请了一线科研工作者李泓萤为大家讲解。
李泓萤 | EcoHealth Alliance的科研工作者，一直以来与国内当地社区合作，以了解人与动物相互接触所带来的健康及生态影响，并制定相关策略。她从中山大学获得了生物科学学士学位，从美国埃默里大学获得了公共卫生硕士学位，目前在英国 Kingston 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华南地区的人兽共患疾病风险。泓萤作为 IUCN 穿山甲专家组的成员之一，也活跃于生物保护领域。
我是一家非营利研究机构的科研工作者。我们主要工作是关于新发传染病中的人兽共患病，就是说病原体来自于动物，但是可以感染人的疾病。一个最近的例子是五六年前在西非发现的埃博拉疫情，病原来自于蝙蝠携带的病毒，传播到人群中，造成了大规模的死亡，引起了全球的恐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类似的，比如艾滋病病毒，是来自灵长类的野生动物。很有可能是猎人猎杀黑猩猩的过程中，不小心受伤通过血液传播到的人群中的。我们熟悉的2003年非典疫情的病原也是来自于蝙蝠；还有比如中东呼吸综合征、禽流感、尼帕等疫情都是由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原跨物种传播到其它动物或人群中引起的。我参与的大部分项目地都在中国。我在中国做过蝙蝠携带冠状病毒的相关工作，冠状病毒很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引起非典疫情的 SARS 冠状病毒。当时发生疫情后科学家们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对这些患者的生活史进行调查，发现很多被感染的患者从事食品加工相关的工作，同时在野生动物市场的果子狸身上找到了这种病毒，于是推断该病毒是通过和果子狸接触传播到人群中的。但是经过了一两年的野外调查监测，我们的团队在中华菊头蝠里找到了这种病毒。就是说，最初大家认为病毒的传染源是果子狸，但其实是来自蝙蝠，而果子狸只是一个中间宿主。我们现在对这种病原具体的传播途径仍然不是很了解，可能有人抓了个蝙蝠，也有果子狸，两个笼子叠放在一起，果子狸通过接触蝙蝠的粪便而被感染，人再去宰杀果子狸，进而被感染。总之，蝙蝠是自然宿主，所谓自然宿主，就是携带病毒，但自己并不发病，它可以通过它的体液，比如说粪便，把病毒传播到别的物种，包括人的身上。蝙蝠所携带的冠状病毒有很多种，不仅是上述提到的非典冠状病毒，还包括很多能够传播到其它哺乳动物中，比如猪，并且可以造成严重疫情的冠状病毒。我们的工作就是找出病原并了解它的传播途径，这其中就涉及了很多学科的知识，有病毒学、生态学、动物学、还有社会、行为学等等，最终目的是防止这些疾病的发生。工作的第一步是要找到这些病毒在哪里。我们知道蝙蝠是很多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那我们就在不同的蝙蝠种群中做病毒的监测，找到那些未知的病毒。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病毒会不会传播给人，所以采样工作都是全副武装，防护服，眼镜、口罩、手套全都戴起来。我们采样蝙蝠样本时，需要和兽医合作，保证野外采样的工作不对动物造成任何的伤害；也要和动物学家合作来对动物个体进行形态学上的物种鉴定，采完样后我们会在确保动物健康状况的前提下，尽快把蝙蝠放回去，有时候蝙蝠会出现脱水的现象，我们会喂它一些果汁，直到他们回复体力后放归栖息地。除了蝙蝠，我们会对在蝙蝠洞旁边生活，或者说和蝙蝠有紧密接触的人群也进行调查，包括有没有去过蝙蝠洞，或者有没有通过任何方式接触过蝙蝠和其它野生动物。举个例子，如果住在蝙蝠洞旁边，蝙蝠很可能就飞到屋子里尿尿，污染食物，或者和家禽家畜或人产生间接的接触。通过这些调查，来了解人们行为或居住环境中存在的风险，同时我们也进行一些生物学，比如血清学的调查。我的工作就是了解这些风险，以此来开发一些降低风险的措施，保护人类的健康。刚才说的只是中国的例子，其实我们机构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都有类似的工作，发现野生动物携带的新病毒，了解其跨种传播到人群中的可能性，之后通过建模的方式，来预测下一次新发传染病的出现。大家可以看到人和动物接触只是其中的一个具体因素，在更广泛的背景下，人口的增长、生物的多样性，以及城市化的进程、土地使用的变化等等都是影响新发传染病出现的因素，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疾病生态学。中国、东南亚其实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口很密集，密集型农业和城市化发展得很快，不仅如此，方便的国际旅行使得疾病的传播更加迅速，病毒是没有国界的。当然自从非典后，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了生物安全疾病防控的重要性。我们在马来西亚关于土地使用变化的另外一个例子（马来西亚种植业种植棕榈树用于生产供应全世界的棕榈油），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当人们为了农业生产砍伐森林，野生动物便失去了他们的自然栖息地，被迫迁移到和人类居住地更近的地方，这自然地增加了人和动物的接触几率，也增加了动物携带病原传播到人群中的几率。其中各种因素都是相关联的。
我本身对保护也很感兴趣，野生动物贸易也是我在中国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野生动物贸易是人和野生动物接触的重要方式之一，在猎杀、运输、烹饪野生动物等过程中都有可能和病原接触。因为我的工作不是传统的生物保护，所以更多地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切入。我们以保护公共健康为据，通过提供相应的科学证据，来建议地减少人和野生动物的接触，减少野生动物贸易和不可持续性的森林开发。也正因为我们期待政策的改变，我们同时会做很多经济学的研究，因为当我们向政策决策者呈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同时会关心经济和发展。所以需要用数字来说话，比如发生一场新发传染病，可能带来多少美元的社会经济损失；或者，如果我们现在花1美元在类似的研究上，可能就节省了将来疫情爆发所带来的多少美元的社会经济损失。所以我所在的是一个高度学科交叉口的领域。虽然我主要的研究是在社区偏社会或人类学，但工作中我需要和很多学数学的、经济学的、政策、当然还有学病毒的同事沟通；出去采样，需要和一些兽医还有动物学家一起；采集到数据后还要建模分析，就得和很多数据科学家合作，每天都在学习，大家来自不同的领域，都在为一件事而努力。象妹：请问你们做一些实地的调查工作，之后会对当地的政策起到一些影响吗？
泓萤：目前只是开发社区教育的一些小材料，进行社区或学校教育。但是政策的话，有待研究。这其实也是我博士研究的一部分，去了解中国关于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运作过程、实施、还有主要参与者，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种关系等，因为各个地区的情况不同。这算是我工作中的难点之一，目前还在探索中。而科研工作如何对政策产生影响，这是个更大的议题，也因领域而异。但我们项目的基本原则是如果发现了任何新病原，会在第一时间告之当地疾控中心，通过国家疾控系统上报和处理，而我们在其中提供所需的技术支持。
象妹：泓萤工作中会与兽医合作吗？
泓萤：在中国其实我们很难找到和野生动物工作的兽医。以前在中国我也有刻板印象，老觉得兽医就是给猪牛羊看病的，但是我来到我们单位才发现，哇原来兽医可以做这么多工作。我们在中国的野外工作都是通过当地的研究机构来进行的，每一个项目会专门雇一个当地的兽医。所有参与野外采样的工作人员都需通过一系列的培训。一些工作一般，比小型蝙蝠采样，经过培训的野外人员就能搞定，但是比如说对一些大型的啮齿类如竹鼠进行采样，要先麻醉才能进行，这时候就需要专业的兽医进行或在兽医的监督下进行。其实我觉得，从十多年前的非典开始，中国的野外工作团队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是，大家都明显提高了对动物保护的意识。因为大部分做病原发现的人不是兽医，也不是动物学家，而是病毒学家，所以他们对动物保护的意识并没有那么强。甚至一开始我也不在乎这个动物福利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团队的培训开始后，很多其他的团队也意识到了动物保护的问题，这一点还是蛮欣慰的。中国很需要这样的兽医人才，因为和野生动物工作，或是做这种病原研究，是非常需要兽医的。象妹：在人畜共患病的疫情出现时，比如去年北京城出现了鼠疫，您觉得灭杀携带病原体的野生动物是控制疾病的好方法吗？泓萤：我们目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灭鼠是没有必要的。对于我们做生态的来说，灭杀这些动物并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后续的报道中了解到北京的老鼠中并没有携带病原，所以没有必要灭杀，盲目的灭杀会破坏当地的生态链，有可能导致啮齿类的天敌减少。所以谈到鼠疫和灭鼠，灭鼠其实是在疾病发生后来作出的应对措施，但我们更想做的是在疾病发生前就做好准备，所以需要更多地了解这种疾病的生态，再运用一些更数学的方法来做预测和预防。对于疾病来说，预防是更重要的。就像我们常接触的蝙蝠，我可以说蝙蝠是绝对是不应该去杀，不应该去灭的。在中国，因为很多旅游业的开发或者修路，造成很多吃蚊虫的蝙蝠的栖息地在不断地减。据观察，蝙蝠的数量每年都是在减少的。而很多吃水果的蝙蝠对于农业有很高的价值，很多人爱吃的榴莲就是靠蝙蝠传粉的。
所以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也非常的谨慎。像在做一些宣传或是采访的时候，我们都会强调，其实疾病的发生并不是动物的错，蝙蝠没有错，因为这个病原在它身上并不会引起什么疾病，它也没有有意去传播给人类。 真正的问题在于人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人很重要的原因，是人的一些行为才导致这种疾病的发生。所谓的 one health 的概念，就是人和动物还有环境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任何一个部分不健康了，都会影响到其它部分。所以整个生态的健康是一体化的，每个部分都非常的重要，都需要去关注，去研究，去保护。象妹：One health 的概念涵盖了环境健康、人类健康和动物健康的内容。您怎么理解这个概念？泓萤：one health 这个概念还算比较新。但是因为它比较新，据我的了解和观察，目前谈论这个概念的人远远多于在实践这个概念的人。真正能做到的还是很少，不过不是大家不愿意做，只是不好做。因为涉及到野生动物、环境、人，还有家养动物，这其实是一个多部门合作的概念。目前的状况都是各做各的，比如说农业的人在做家禽家畜的，疾控的人在做人的，一批环境的人在做环境的，野生动物那块就更少有人关注了。一个完美的 one health 的疾病调查，是我去到一个地方调查野生动物，调查家禽家畜，调查人，我还要从环境中采样进行调查，从人力财力上来说，这就很难做到。虽然难，但也在缓慢的实践中进行。这个概念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的科学家认识到了，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合作。在国家卫建委和相关专家对这次疫情的更新和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多部门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从最初疫情的发现和控制、到最近的研判、还有在持续开展的治疗和溯源，有一线的医护人员、流行病学家、病毒学家、以及和市场动物贸易相关的畜牧林业部门都参与到了其中。而且病原是没有国界的，可以随着人口的流动而传播，其中涉及到了海关和交通部门，国际之间的交流也尤为重要。
报道中也明确表明了这次出现的疾病和野生动物动物有关，所以除了持续的监测及时发现病例和进行治疗以外，接下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是从经由动物传播而来、如何传播、是通过什么样的风险行为、病毒在从自然宿主到中间宿主再到人身上的过程中，是否会因为环境和宿主的不同产生变异，等等。这些都有待于来自不同部门的专家的参与和解答，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分享会志愿者：野生小罗，飞鱼，阿杰，杨肥猫，张成云，JJJJ注：文章配图若未特别注明，皆来源于分享会PPT及ecohealth alliance。